汪涛: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意见领袖 | 发布于2021-05-24

汪涛: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0.53%,人口平均年龄升至38.8岁,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万。积极的一面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年以上,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尤其在东部地区。

…不过中国仍实现了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

如我们此前预测,过去十年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非农就业实现了2%以上的年均增长,支撑2011-2019年期间GDP年均增速达到7.4%。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不过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有所下滑,而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市场份额则有所提高。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常缓慢,储蓄率仅略有下降,养老保险基金仍实现了累计结余。房地产投资继续增长,不过增速较此前十年有所放缓。

汪涛: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未来十年人口结构面临更严峻挑战,但GDP年均增速仍有望超过4.5%

未来十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6000万以上,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不过,我们认为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退休年龄可能延迟,二者可推动非农就业实现正增长,不过增速可能放缓。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望继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本质量有望提高。受益于此,2021-2030年GDP仍有望实现超过4.5%的年均增长。

经济结构将持续调整

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将面临更大的成本压力,而自动化设备、机器人行业将加速增长,数字化进程加快。随着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我们预计居民消费将继续转向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此外,随着更多人为养老而储蓄,企业年金、个人养老计划以及资管行业的增长有望提速。

未来十年可能出台哪些政策?

我们预计政府将进一步放松人口政策,不过发放生育补贴的可能性较小。最重要、且可能性最大的政策变化或是延迟退休年龄。目前我国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将退休年龄延迟3年可以增加超过6000万的劳动力。此外,为了解决当前养老金即将出现收支缺口的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可能会调整退休金待遇水平,鼓励发展个人和企业养老金计划,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推动更多国有资本划转社保。

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宏观层面,我们预计潜在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加上居民为退休而储蓄的需求增加,这都将抑制长期利率。行业层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些行业可能将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加快自动化进程。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服务业(包括电商)也可能受到影响。人口规模可能增长停滞或减少,这可能对城镇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不过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尽管步伐放缓)、且家庭平均规模可能持续缩小,二者有望提供一定缓冲。我们预计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行业将加速增长,数字化进程加快。未来十年,医疗保健、养老和资管业务的重要性应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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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市场期待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发布。虽然中国在2015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人口增长仍不断放缓。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升至18.7%,人口平均年龄提高至38.8岁。这些数据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未来趋势增长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一些悲观人士认为人口危机已经到来,并将造成较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在开始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各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口趋势的演变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经常受宏观政策、技术进步等其他重要因素左右。

过去十年人口结构有何变化?

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以下数据或许值得重点关注:过去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从之前十年的0.57%放缓至0.53%,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3(根据联合国人口司UNPD数据,2010年为1.62, 2000年为1.69),不过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可能也受到了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几年出生率虽然有所回升,但影响似乎并未持续太久。1960年代的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推动了过去十年出生人口上升,但其影响也已消退,未来十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会进一步走低(图表1-2)。

人口老龄化加速

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不过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有所放缓。

地区差异明显。

随着年轻人向经济发达区域聚集和迁徙,东北和中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其出生率也低于其他地区。东部沿海省份的人口吸引力依然最强,广东省是人口数量第一大的省份、达1.26亿。

约十年前,我们在报告《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和应对》中列举了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当时,市场也存在对人口老龄化会大幅削弱中国GDP增长和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回顾过去十年的实际情况、对比此前我们的预测和市场更为悲观的预期,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十年人口结构演变可能带来的挑战。

在2012年的报告中,我们预计2011-2020年这十年里,1)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非农就业将继续保持增长,而这才是与GDP增长更相关的劳动力指标;2)GDP增长会有所放缓,但平均增速仍会超过7%,高于美国和日本处于相似人口发展阶段的情况;3)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的丧失,因为生产率会有所提升;4)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份额或有所下降,部分行业可能会迁出中国,而高附加值行业、设备自动化、医疗保健和保险业比重应会上升;5)养老金系统在过去十年(2011-2020年)不会面临很大的财政压力,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以防未来几十年出现问题;6)抚养比上升可能仅会使居民储蓄率小幅下降,不能靠其解决经济再平衡的问题;7)房地产需求和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可能会有所放缓,这一点可能是我们预测里准确度较低的部分。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我们的预测基本相符,过去十年人口结构的影响并非像此前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

过去十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多万人,但总就业实现了年均0.2%正增长,这可能表明实际劳动参与率上升、实际失业率下降。更重要的是,2010年至2019年非农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1%,虽然增速低于前二十年,但表现依旧亮眼。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仍在继续,总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并是预测就业增长或劳动力成本最有效的指标。同样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的是,

2011年至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仅放缓至7.4%、依然比较稳健(图表6),虽然新冠疫情拖累去年GDP增速降至2.3%。此前9年7.4%的平均增速远高于日本处于类似中国目前人口发展阶段的水平,1980年日本的前十年平均GDP增速为4.6%。换句话说,中国“未富先老”并不代表中国不能继续变富。

汪涛:中国未来十年的人口挑战

当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增速开始提升后,中国整体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并不像部分人士担心的那么严重。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因此工业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并未大幅攀升(图表8)。事实上,过去十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涨幅要低于此前十年。2015年之前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之后持稳于高位,而去年以来由于中国较早走出新冠疫情,出口份额重拾反弹。

但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确受到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随着部分企业迁出中国(UBS Evidence Lab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人力成本上升是企业将产能迁出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全球的份额有所下滑,而越南、孟加拉国等国的份额则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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