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碳中和，藏着一场资本大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友会”，贝壳投研经授权发布。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说实话，中国要完成2060年碳中和这个目标非常难。通过宣布这个目标，中国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绿色革命，要带动各国的减排目标提前实现。相当于说，中国发挥了一个全球领导作用。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除了在科学技术上有进展，在发展思路上也有了变化。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如果几个大国都不参加，那么要在本世纪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这事肯定是做不成的。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碳中和目标也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别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中国要通过承担大国的责任，去倒逼国内的能源转型、发展方式转变。一场没有硝烟的全球博弈欧盟在碳排放、碳中和问题上，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早在2018年11月，欧盟委员会就发布了长期愿景，提出了到2050年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气候中和的目标。这无形当中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实践碳达峰、碳中和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碳中和不仅是环境问题、经济或社会问题，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在减排过程当中，充斥着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集体活动困境，即所谓的“公地悲剧”。怎么理解呢？

比如，在一片草原上，张家、李家等很多户人家都在放羊，羊的只数超过了这片草原的承受能力，啃食的速度也超过了草再生长的速度，但是每个人都只想现在，让自己的羊多啃点，结果直到羊啃完了这片草原上所有的草，也没人负责这个问题。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上，全球各国也有如此的困境。首先，发达国家之间会博弈，比如欧洲指责美国“你曾是最大的排放大户，开大排量汽车，住大房子”，美国人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但是不准备改变生活方式。其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会博弈，比如穷国会说“你们富国都排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排，这就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而且，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异常天气、自然灾害频率正在增加，受害的是这些小国，也没什么钱，就想让富国出点钱。富国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但是不会给钱，因为“给钱都让你们（穷国）的腐败政府拿去买枪、买炮了”……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会有这种博弈。全球气候变化在经济、社会乃至国际政治领域都会造成影响。比如有人说，气候变化对俄罗斯挺好，因为它在北冰洋附近的冰川冻土消融了以后就变成可耕地了。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气候变化不只是地表温度的上升，更多的表现是极端气候事件，如飓风、洪涝和干旱，这些事件对地球上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很多人都知道格陵兰岛的冰川在加速融化，可能多年之后它就不存在了。世界上很多大城市虽然不至于被淹没，但是会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要逐渐地加高堤坝，当地政府在此方面投资巨大。全球气候变化还会导致降水量重新分配。这有好有坏，比如一些干旱地方的降水量增加了，但是一些粮食主产区下雨少了。

此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下，还会出现气候难民，因为地区的环境变化造成社会冲突、种族冲突以及热点事件，进而威胁到一些大国的地缘利益和国际利益。早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国家情报部门就已经给其主要领导人提供过关于气候变化威胁国家安全的报告。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一批有识之士，一批科学家、专家就指出中国不能按照欧美的工业化进程来走，应在传统方式上尽快启动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如前阵子，网上流传着钱学森先生在90年代初期写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未来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建议中国的汽车工业跳过汽油柴油阶段，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他认为，中国有能力跳过一个台阶，直接进入汽车的新时代。

现在看来，钱老可谓高瞻远瞩。我们要认识到：碳中和首先是政治决策，这事必须干，然后再说怎么干。即便没有国家间的博弈，中国自己也想搞碳中和，想用这样一个目标来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是一场系统性革命，不是通过几个时期的量化减排，每个行业分分指标就完成了的。中国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每年98亿吨，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经济规模占比（注：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远远小于碳排放量的占比，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单位GDP的能耗比欧美高很多。完成这场革命的挑战在于：1.别的大国都是自然达峰之后承诺的碳中和，包括美国在2007年实现了能源消耗高峰，同时达到了碳排放高峰，之后往下走了，到2019年整体排放已经比2007年下降15.6%；欧盟2006年达到了能源消耗高峰，同年达到了碳排放高峰，到2019年整体排放比2006年下降22.4%。

中国还处在一个高碳能源发展的阶段，2019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比2006年提高了69.7%和47.2%，而且这两者上升的时间越长，峰值就越高，归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2.现在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多美元，日本的人均GDP将近5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才1万多美元。不同发展阶段的减排力度和成本都是不一样的。中国要实现人均GDP的增长，还要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从高峰到碳中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国家经历过的。3.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左右，比欧美国家平均2%、3%的增速高一倍多，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的排放比欧美国家更大，减排也更加艰难。碳达峰和碳中和不仅是国家目标，它还涉及千千万万家企业、资本市场投资者，涉及我们每一个个体。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将会长期伴随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实现换道超车的五大路径老实说，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要有换道超车的超常规发展思路，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具体包括五大路径。1. 以不同的产业结构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2017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所有部门的总能源消费的65.6%，全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33.1%，但工业部门的单位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面对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相关生产部门的节能减排是必要的。2006年欧盟碳达峰时，它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经到63.7%了；美国碳达峰时，它的服务业占比达到73.9%。而2019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3.9%，跟欧盟国家和美国比还差得很远。预计到2030年，即便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中国的服务业比重顶多能够提高到62%。也就是说，在实现碳达峰目标上，中国的产业结构注定和其他国家不同。2. 生产端的调整不可或缺，但需求端的调整才是关键化石、能源等各个行业的减排工作是必须做的，问题是它们的减排的空间哪有那么大？这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生产结构是由需求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可以管国内需求，比如可以提高能源价格，通过产业政策来减少人们对能源消耗型产品的消费。但这无形当中大幅度增加了原有经济运行的成本。而且，中国还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责任，还得给其他国家生产、出口产品，如果其他国家不调整需求，单中国调整需求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调整需求结构是很难的。3. 利用资本市场来推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升级在2020年，我们看到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已经是两条非常明显的产业链，资本也是非常青睐。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抛弃原来的高碳行业，将投资转向与碳中和的相关产业链，开始构建“碳中和组合”。

最典型的是2020年底，高瓴资本以158亿巨额投资买入了国内的太阳能单晶硅龙头——隆基股份，还用5个亿参与了上游的硅料企业通威股份的定增。如果仔细梳理下来，会发现碳中和涉及的行业非常多，比如发电端就涉及光伏、风电、特高压，这些领域都有很多上市公司；消费端涉及新能源汽车、电池、充电桩、氢能、生物质燃料等，其中有做新能源电池的“大牛股”宁德时代等很多公司；还涉及碳的利用、捕捉和储存，等等。此外，有一些投资机构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环境责任，会将一些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完成碳排放的企业从投资标的池中剔除出去。今年春节后，所谓顺周期板块的钢铁、建材、电解铝等行业的头部企业在上涨，是因为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这些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的规模肯定会被压缩，而头部公司的市场份额就会扩大——它们反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受益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