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正在奔向二线城市

编辑按：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格隆汇”，飞鲸投研经授发布 。

开篇先抛个问题：

现在哪个城市最吸引人？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深圳！”又或者隔壁的“广州”。

有这个看法，很正常，因为这两个城市长期占据每年人口净流入排行的前列，尤其近十几年蓬勃的发展速度，让广深两兄弟显得愈加有吸引力。

但这次，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最新的2021年数据，这两个南方城市不再受宠爱，取而代之的是中部的武汉。

寻常处见功力，细微处见真章。

当年人口大迁徙的盛况还历历在目，百万民工下南方仿佛只是昨天的事，但现实却在悄无声息地告诉我们：

时代变了！

01 冷热

2021年，深圳广州两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是4.78万人、7.03万人，排名掉到20之外，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这点人口增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往下演，广深常住人口跟随北上的负增长，并非天方夜谭。

截至2021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连续6年净流出，上海去年只增加1.07万，比广州、深圳还低很多，四个一线城市新增人口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郑州多。

但是，北京、上海是有意地控制人口，近几年人口流入锐减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问题在于，广州和深圳在人口控制上并没有北上激进，两个曾经的人口虹吸大户都突然失速，才让人惊掉下巴。

和一线城市的“冷”相对应的，是二三线城市的“热”。

如果说武汉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2020年疫情而离开的武汉人，在2021年陆续返回，所以出现新增人口的井喷，属特殊情况，不能作为常规案例。但撇开武汉，很多中西部城市依然霸榜，如成都、西安的新增人口超过20万，南昌、长沙、郑州、贵阳的新增人口超过10万，前10大新增人口城市中，有7个是中西部城市，且都大幅领先曾经的两大霸主-广深。

在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口流动指标--高校毕业生去向，二线城市的吸引力也毫不逊色，多个招聘平台数据显示，成都、南京、天津、重庆、西安等二线城市备受2021和2022届高校毕业生青睐，他们对这些二线城市的喜爱程度甚至超过广州、深圳。

要知道，若论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二三线城市和广深相比，差距还很大，和北上更是难以望其项背，但正正就是这些你未必看得上眼的城市，最终在新增人口指标上跑赢四大一线，并将它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风水轮流转，现在到一线城市望这些二线城市项背的时候了。

曾经，在一线城市追逐理想，实现阶级跃升，是一代代年轻人的梦想，努力奋斗、买房定居也曾经是时代最强音，但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北上广的热度明显不如上一代向往。而现在的中年人，逃离北上广也不再只是稀稀疏疏，而是日渐增多。

“疫情下北京失业中年人举家搬回成都”、“夫妻卖掉深圳小两居回武汉买4套房”、“年轻人逃离一线城市”之类的报道层出不穷。

这似乎在预示着，某种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变局。

02 逃离

爱上一个地方，有很多理由，离开一个地方，其实也一样。

不管你因何离开北上广，但相信始终绕不开的，有高昂的房价、永远追不上房价的薪酬、往上跃迁的困难，还有就是现实生活的考虑。

目前北上深住房均价已超过6万每平，广州的整体房价要低一些，但中心城区不少区域都去到5万，对于一对年轻的普通夫妇来说，买房起步门槛基本要300万以上，首付得凑个一百万，即使出得起首付，每个月的房贷也不是小数目，过万元是很常见的。

然而，北上广深的平均工资也才1万出头，要是没有深厚的家底或者超乎常人的赚钱能力，想要在这些地方买房安家，不是那么简单。

既然无法负担，大可以租房住，这是常规的思维，但在十分强调“有片瓦遮头”的中国社会，以及这些年“没有房子就在丈母娘面前抬不起头”的不断被洗脑，很多中国人其实远没有常规思维这般看得开。从切身感受上讲，不买房，总有种无法摆脱的随风漂泊感，没有归属，没有寄托，更何况一线城市的房租其实也不便宜。

今年4月，北京每平米住宅租金均价高达115元/月，最低的广州也在60元以上。简单来算一笔账，在北上广深租个50平的小房子，每个月租金就得花3000-6000元，许多人工薪族至少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来交房租，再刨去吃饭、购物、交通等开支，每个月剩下的钱寥寥无几。

最后的结局，不外乎辛苦一年打拼赚的钱，到头来不过是给房子还房贷，但房子却是房东的。在收入和支出性价比上，一线城市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

相对来说，二三线城市却越显得友好。

目前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商品房均价，在一万出头。在成都、郑州、西安、南昌、长沙等二线省会城市，“上车”房总价在百万上下。而收入水平上，不少大学毕业生也可以拿到6000-8000元/月不等，换言之，一线城市60%的薪酬，对应的是一线城市20%的房价，性价比如何，一目了然。

更现实的考虑，则是户口、福利、学位、医疗、养老。就拿学位来说，为了能让孩子留在身边上学，这是许多人选择回到原来城市的重要原因。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有1.3-1.5亿流动人口子女，约占全国儿童数量的40%。而异地上学难是家长们心中的一根刺。由于难以在异地上学，有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子女成了留守儿童，他们只能待在老家，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每年能见父母的时间屈指可数，这种亲情的割裂极大地破坏了人的幸福感。

许多父母为了能让孩子留在身边，要么想方设法在一线城市落户或咬咬牙买学区房，来争取上公立学校的名额；要么就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但很多时候私立学校的名额也不够用，孩子只能返乡就读，成为留守儿童。

如果说咬咬牙能够得着，还好说，但现在一线城市，很可能咬破牙根也未必够得着。

异地上学究竟有多难？

不妨看看这组数据：2019年小升初阶段，有13.7万随迁子女返乡，这些返乡儿童中近半来自北上广深四个城市，这就意味着许多随迁子女在一线城市读完小学后，无法继续升学，得回老家上初中。2020年，随迁子女占高考报名人数的比例仅仅只有2.39%，也就是说每100个高考生中，只有不到3个是随迁子女。

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北上广深经济发展迅猛，外来人口不断流入，这是增量时代最常见的风景线。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大城市机会遍地，生活成本没有很贵，房价也没这么贵，高中低人群都能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只要肯努力，实现小康，甚至财富自由、阶级跃迁，都不是梦。

但如今，一线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已接近天花板，房价和租金也涨到了惊人的水平，而政策上为解决人口过多引发的“大城市病”问题也在收紧落户、严控规模。现在，能在北京和上海落户的基本都是全球顶尖名校毕业生，深圳也在去年收紧了落户，广州落户政策暂时没变，但未来的人口增量空间也很小了。

按照规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035年常住人口分别控制在2300、2500、2000、1900万人左右。2021年末，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已经分别为2188.6、2489.43、1881.06、1768.16万人。

也就是说，未来14年，一线城市每年的新增常住人口都将控制在10万以内，增长空间已经非常小。而成都、杭州、武汉、长沙等二线城市未来每年还有20万以上的人口增长空间，未来仍将大力推动外来人口流入。

核心一线城市，逐渐进入存量人口博弈时代。强大的资金、信息、技术等优势始终吸引着全球精英与富豪前往，但在总人口有限的情况下，有人进去，就会有人被挤出，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但并不是生活在一线城市就意味着幸福。生活是立体的，我们重视工作的同时，也重视健康、亲情与生活品质。随着一二线城市收入差距的缩小，生活在二线城市也许幸福感会更高。

在近6年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十名中，北京和上海只在2016年出现过，之后就被其他城市挤下去了。深圳也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排名靠后，反而是一线城市中房价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广州多次上榜，但排名也不及成都、杭州等二线城市。

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体现出大家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和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和赞誉度。一个幸福感高的城市，一定是宜居宜业、生活质量高的地方。

一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高不可攀的落户门槛，形成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在残酷的存量人口博弈时代，想留下来很难，想进去也很难。

逃离，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看似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03 南下

如果把时间放大到40年，你会看到一幅清晰的中国人口迁徙图。

这张图的方向，毫无疑问，只有一个，不管是从一望无垠的西北戈壁，还是从大雪纷飞的东三省，亦或是从风景秀丽的中西部，都指向了东南沿海，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热土，是中国承接海外加工制造业最大的基地，是最有希望赚大钱的地方。

尤其是珠三角，得改革风气之先，有地利人和的优势，毗邻香港，是最好的改革开放试验田，当中又以广深作为火车头。那些年，大量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韩、欧美制造业到珠三角开厂，劳动力需求大增，出现了大量从全国各地涌入的劳动人口，“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那个年代的最强音。

1992年那场著名的“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在经历短暂的波折后重新出发，并快速迎来新高潮。随之出现的，是当年有近4000万内地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1993-1994年，数字增加到6000万，1995-1996年，数字进一步上升至8000万，当中绝大部分被东南沿海吸纳。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因应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计划经济模式，被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所取代。随之出现的，是1990年代末，大量低效的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资产剥离、变卖，一间间曾经被人引以为傲的国企工厂消失了。在这场大变局中，大量的企业职工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单位，重新到劳动力市场就业，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好在，时代并没有辜负这群人。

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向更大范围的加工制造业敞开了怀抱，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经济迎来了井喷式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随之变成了出口导向型。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对冲了国企倒闭潮，很多工人在东南沿海找到新的工作，掌握了新的谋生技能，甚至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老板。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6208亿美元增加到21738亿美元，总体翻了2.5倍，年均增长28.5%，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中国外贸额在世界排名由2002年的第六位跃至第三位，其中出口跃居第二位，外贸占全球比重从2002年的3%提高到2007年的近8%。

盛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虽然当年发生了世纪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外贸出口遭遇了瀑布式的下滑，但国家很快以基建+地产的发展模式做对冲，稳住了经济大盘，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单纯的出口导向型，变成了出口-投资双引擎。

每一次变局，都有人欢喜有人愁，但对于东南沿海、一线城市来说，不管是出口还是投资，始终稳坐钓鱼船，吃进了增长红利。

首先，出口对于地理位置的要求很高，东南沿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平原多、交通好、海运发达，不管是加工制造，还是货物进出，都十分便利；

其次，基建、地产和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性很高，经济越发达，基建、地产需求越大，东南沿海在这方面同样胜出。

只要这两个增长引擎不变，人口的迁徙就会不断重复过去40年的轨迹。

在2001-2015年间，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人口流入地。到2015年末，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到惊人的2415万和2170万，其中约40%是外来人口，之后是广州深圳两个南方城市。

在加入WTO之后，广州和深圳长期显示出强大的人口虹吸能力，相对较低的租房和生活成本、不逊色于北京与上海的就业环境和工作机会、大幅降低的落户门槛都是许多人奔向广深的理由。在2016-2020年间，广深保持着每年新增4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速度，成为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地方，2020年，广深常住人口分别增长到1867、1756万。

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关系转向，加上近年来外贸制造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而不断外移，出口的增长引擎开始趋弱。

2020年，国家因应新的世界局势和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内外双循环”战略，预示着40多年后，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迎来大变局，由出口-投资型转向内需消费-技术创新型。

正如40年前的大变局，引发了巨大的人口迁徙，这一次，同样会出现新的人口迁徙。

04 北上？

其实，从逻辑上去推演，并不是很困难。

重点就是如何理解内循环。

这三个字，意味着中国制造的产品将更多地被中国人消费，随之而来第一个变化就来了：

工厂内移。

制造业讲究的是原材料、劳动力、土地、能源、物流等综合成本，当年大量的加工制造业选择了东南沿海，是因为这些地方的综合成本有优势，最明显的就是物流优势，而当地的劳动力其实并没有太大优势，甚至远远不足，不过这都不是问题，因为有大量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大军去补充。

如果产品的市场由国外改成国内，那工厂完全可以设置在能更好地通达全国的城市，比如九州通衢的武汉，有航空，有水路，也有陆路。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本身就拥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也比现在的沿海城市低，是很好的制造业基地。

同样的城市还有重庆、郑州、长沙、西安，其实这种趋势已经出现。

北京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引导下，许多相对低端、低附加值的企业陆续退出。北京市发改委在今年2月份的一个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以来，累计约3000家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退出北京，近1000个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被疏解提升。

上海也在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搬走了许多电力、化工、电子、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的一般制造业。随着这些制造业公司的退出，他们的工人也一块搬离了北京和上海。

除了北上，广深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了其他省市和东南亚地区，大量工人都跟着搬走了。即使是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也因为经营成本过高的原因，将产能转向二线城市，如华为研发部从深圳搬至东莞、迈瑞在南京建制造中心、华大基因在武汉建基因健康小镇、小米在武汉建研发部、腾讯在成都成立新文创总部、比亚迪在长沙建新能源汽车生产线等。加上这两年的疫情又让广深的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转弱，常住人口增加放缓也就是情理之中。

实际上，二线城市对于科技型企业的吸引力着实不低，因为不少二线城市的高校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例如武汉、西安、成都，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对于地域的要求度下降，只要一根网线、一台服务器、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工作，过去技术人员必须万里迢迢来到沿海城市才能工作的情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在可操作性上也帮助企业将不少科研产能转移到了内地。

可以预见的是，人口甚至人才从一线城市、从沿海城市向内地相对发达的城市迁徙，会是一个长期过程。

05 尾声

曾几何时，南下打工是整整一代人的梦想。

那个时候，一张南下的火车票，寄托的是摆脱穷根，奔向富足的美好愿望，哪怕长途车厢再拥挤、站前广场的蜷缩再窘迫、流水线上的工作再辛苦，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与其说是歇斯底里，倒不如说是无奈，或者说是对命运的抗争，更是与生俱来的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执著。

40年之后，时代剧变，南下不再需要挤爆绿皮车，不再需要一路颠簸，南方的工厂也不再那么脏乱差。然而，和父辈相比，这一代的年轻人却不再热衷南下，很多人选择去二三线城市，不少人回归自己的家乡。

一切，只因三个字--性价比。

在增量时代，一切的努力、辛苦和付出，都无所谓，因为你清楚，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然而，在存量时代，不断内卷之下，情况就会反过来，再努力、再辛苦，付出再多，都未必能有对应的回报，这个时候，你就会掂量，还有必要跑到千里之外吗？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里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个成就的背后，是这片古老大地上最大人口迁徙潮，还有夹杂其中的常年背井离乡的苦涩。现在，这种苦涩或许已经成为历史，很多人会伤感，这意味着一种结束，但在我眼中，这意味的是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

因为，如果不需要常年背井离乡、漂泊在外，就能够获得好的生活。

why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