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贝壳号 | 发布于2021-09-02

编辑按:本文转载至微信公众号“砺石商业评论”,贝壳投研经授发布 。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千亿企业的创始人集中出生于八个地区,而这八个地区都在南方,这是为什么,有何启发?

我们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企业家、大企业家。

企业家对社会有益,他们发现机会、承担风险,创造财富和就业。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能够培养出大企业家?

我们构建了一个数量模型,从千亿企业家的省份分布、城市分布、企业家种子的数量、质量、营商的互助环境等五个维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本文中的“千亿企业家”特指市值千亿人民币以上的民营企业创始人,为了方便讨论,文中直辖市、自治区统称为省。

1哪些省份盛产千亿企业家

我们选取了2021年8月20日收盘之时,市值超千亿人民币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A股,港股或者美股上市。另外又添加了华为字节跳动、OPPO等虽然没有上市,但市场公认价值超过千亿的企业。除去港澳台企业之后,最终得到了93个民营企业样本(详见尾注)。

14亿人VS93人!成为千亿民企的创始人非常不容易。概率约1500万人里面出1个。

但是,如果你生于浙江省,概率会提高到二百四十八万分之一。这个概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多。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浙江省常住人口6457万人,这里面出了26位千亿企业家。

如果你生于宁波,概率会提高到八十万分之一。这个数值是全国平均值的19倍。从这个结果看,如果希望孩子成为大企业家,似乎应该移民去宁波。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图1:各省出生的千亿企业家个数

从总数看,浙江省一枝独秀,26人。

第二梯队的省份:江苏9人、福建8人、湖南8人、广东7人、四川7人。

第三梯队的省份:江西4人、安徽4人、河北3人、河南3人、湖北2人、上海2人、陕西2人、山东2人。

第四梯队:其余17个省份。这17个省产生的千亿企业家不超过1个。

有三个结论值得注意:

(1)在31个省中,17个省份几乎不产生千亿企业家,其数量为1或0。

(2)偏远边陲省份产生的千亿企业家很少。从地图看,千亿企业家主要出现在雄鸡地图的腹部。

(3)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北方产生了17位,而南方产生了76位。南强北弱的格局非常明显。

因为各省的人口数量差距悬殊,研究各省产生千亿企业家的概率更为客观,也更有意义。

在比较此概率时,忽略了第四梯队。

表1按照多少万人出一个千亿企业家的概率,把各省从高到低排列。

为了直观感知,表1还按照全国平均概率,计算了各省应该产生多少个千亿企业家的理论值。然后,对比了理论值和真实数值。

表1:各省产生千亿企业家的概率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表1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区:概率高于一千万分之一。

第二区:概率高于全国平均。

第三区:概率低于全国平均。

有三个结论值得注意:

(1)南强北弱格局非常明显。前两个区域概率较高,共8个省份。其中没有北方省份。

(2)浙江、江苏、福建省出现千亿企业家的概率高,似乎不令人意外。但湖南省令人刮目相看,其数据高于江苏省。

(3)广东和山东作为经济强省,产生千亿企业家的概率偏低。

省份的地理跨度大,研究省份的平均值,会遗漏很多关键信息。接下来,把目光聚集于城市(或城市群),看看哪些城市是产生企业家的热土。

2哪些城市盛产千亿企业家

本文把地理位置上相邻的市称作一个地区,比如潮汕区(潮州汕头揭阳丰顺)、杭州绍兴、苏州无锡、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等。如果一个地区能产生3人或以上的大企业家,本文称之为热点地区。这样的地区有8个,表2总结了基本情况。

表2:八个盛产千亿企业家的热点地区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这八个地区,总人口1.13亿,占全国人口的8%,总面积11.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2%,但产生的大企业家占全国的43%。

这八个地区有两点共性:

(1)都处于秦岭淮河以南。热点区域南强北弱的格局非常明显。

(2)都是经济发达、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为什么千亿企业家的产生概率呈现明显的南强北弱?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个模型类似于有若干颗种子,看看有多少颗能长成大树。

是否能长出很多大树取决于三点:第一,种子本身质量好不好?第二,种子的数量(从商人数)多不多?第三,辅助种子活下来的外界帮助有没有?

下面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南北差异。

3企业家种子的质量

这里的种子当然指潜在的企业家,种子质量就是指企业家素质。塑造企业家自身素质时,有三个条件最为重要:教育、经济条件、交通等公共服务。

先看教育。一个省的教育情况,可以用该省产出中科院院士的概率来近似衡量。除去港澳台地区,截至2021年8月20日,健在的中科院院士共计788人。

14亿人VS788人, 成为院士(本文中,院士都指中科院院士)的概率为178万分之一。表3按照产生院士的概率,把中国各省从高到低排序,并分成四组。前两组产生院士的概率高于全国平均值。

表3:各省产生院士的概率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从表3看:

(1)产生院士的概率,并没有南强北弱。前两组共11个省,扣除中部省份安徽后,有10个省。其中南方5个,北方5个。虽然总概率南方仍然高于北方,但基本均衡。

(2)青海、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海南等边陲偏远地区产生院士的概率最低。

所以,北方产生千亿企业家比较少,教育差距不是主要原因。

再来看经济发达程度。我们用人均GDP来研究南北的经济差异。

表4按照各省2020年人均GDP,从高到底排序。中国2020年人均GDP为72000元,前两个区域的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值。

表4:各省2020年人均GDP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从表4看,前两个区域共有11个省,其中南方7省,北方4省。虽然南方强于北方,但远没有表1和表2的结果那么极端。表1前两个高概率区域有8个省,北方0个。表2的8个热点地区,北方也是0个。

所以,经济发达程度也不是千亿企业家南强北弱的主要原因。

交通等公共服务、人口密度等因素,北方也并不整体弱于南方。所以“种子质量”,并不是造成南北差异的主要原因。

但是,结合表3和表4,会发现青海、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海南7个边陲偏远地区,产生院士概率都属于最低的省份,人均GDP也处于最后一档,而且这些地方的交通不便、人口密度低。所以,“种子质量”确实是造成这些偏远地区千亿企业家稀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4企业家种子的数量

在种子数量方面,北方系统地落后于南方。在北方人的传统观念中,经商不是最好的出路。甚至,在北方某些地区有鄙视经商的倾向。北方人认为公务员、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工作才是追求的方向。

表5的统计可以支持以上的观点。表5统计了中央党校2007级博士研究生的出生地。去中央党校读博的同学,大部分要么已经在仕途,要么未来倾向于走仕途。

2007级入学同学共105人,能统计到出生地的同学有100人。统计结果如下。

表5:中央党校2007级博士研究生出生地统计

为何这八个地区盛产大企业家?

从表5看,中央党校2007级博士生中,北方人的概率非常高。其中,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的学生为51人,占了总数的51%。江苏、福建的学生只有4人,浙江、广东0人。湖南有7人,从政和从商的意愿都很强。

和北方形成鲜明对比,江浙、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从传统上就有经商文化。南方人坚信经商才是人生正途。南方人说:“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这反应了在很多南方人心中,即使明知创业艰难,他们仍会选择这条路。

所以,在种子数量方面,北方输给了南方。

5互助环境

在互助环境方面,北方也整体输给南方。

民营企业活下来不容易,往往九死一生。从创立那天开始,常常处于死亡的边缘。缺乏竞争优势,缺乏帮扶的民企,难以长成参天大树。

和北方相比,南方的宗族意识更强。南方人有一张同乡、同族的关系网。北方人很少知道什么是祠堂,缺乏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在北方,即使是同乡,也往往各自为战,甚至视对方为竞争对手。

而南方的文化传统,一直维系着宗族的团结。这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比如,上文的八个热点地区,它们从语言、习俗上和其他地方差别较大。如果身处外乡,本乡、本族人就更愿意在一起,造成了宗族亲密感。

从这张关系网中,南方企业家获得了营养,更容易活下来。

同乡同族之间能传授技术,传递信息,共担成本,还能形成规模优势。这些都会形成竞争优势。

同时,小企业发展离不开金融。在中国,小企业想获得融资非常不容易。手续繁琐,利率高,数额小。但南方的同乡同族互助传统让大家更有信任感,融资更加便利。

所以,种子的质量,北方并不明显弱于南方,但在种子数量、互助环境方面,南方都胜过北方。这就造成了千亿企业家南强北弱的局面。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6培养企业家的三点建议

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95%以上,解决了中国80%的就业,发明专利占比超75%。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部分。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家创造良好环境。

根据本文提出的模型,我们有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动城镇化,推动人口集中。人口集中后,教育质量、交通、公共服务都能得以提高。由于聚集效应,经济水平也会提高。

第二,培养重商意识。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从商的风险。

第三,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这里引用中央党校前副校长王东京教授发表在《学习时报》上《稳住经济基本盘》一文中的建议。

银行希望贷款安全,而中小企业却缺少对应的资产抵押。这个困局怎样破解?政府现行的办法,是鼓励银行发放信用贷、无还本续贷。可这些措施只是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未保证银行的信贷安全。我想到的办法,是政府出资组建担保公司,一手托两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同时,也为银行免去后顾之忧。”

我们赞同此方法。解决就业、活跃经济本就是政府责任,如果产生必要的亏损,政府应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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