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们的竞劣与弄权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作者：汪宗白，贝壳投研经授权发布。 

有人说，种种迹象表明，一些互联网企业慢慢从价值创造走向资源占有，甚至走向权力寻租。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互联网本质上不是向上竞争，而是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很多是为了满足人性阴暗面的需求。

真正的互联网公司，是能够扎扎实实在企业内部管理中贯彻以“平等、参与、分享”为本质的互联网精神，把个体的创造性、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的公司。这似乎和凯文·凯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著的《失控》中对互联网的期许相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失控》在互联网从业者中被热捧代表了一场社会运动的开始，它虚设的平等、参与、分享的“应许之地”如一面大旗，指引人们前进。

随着互联网的得势，太阳底下无新事，社会运动热潮冷却，一些企业便呈现出向下竞争的态势。人对竞争的看法都是你死我活，本质是对权力的垄断，唯恐失之，互联网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始于颠覆，终于控制。用户看到的“世界是平的”，而互联网企业家们看到的世界是层层叠叠的，每一个褶皱里，都有血和蜜。

互联网企业向下竞争态势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和历史上各种运动一样，它是做“人头生意”的，价值与成本均与用户数的平方正相关。由于服务用户而被用户赋予了公权力，又由于掌握信息以及信息流通的渠道，存在信息不对称，则有了成为弄权者的道德风险。从这一点上说，向下竞争甚至有了宿命的味道。

人们对互联网大公司侵蚀公权力缺乏警惕，是因为对权力的看法大多还是停留在中世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达契尔·克特纳也发现，美国文化对权力的认识居然一直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这位中世纪的社会活动家从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出发，指出权力就其本质而言，与暴力、欺骗、残酷和战略侵犯密不可分。克特纳认为这种权力观，今天看来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马基雅维利对权力的认知并没有依据整个人类历史的长度，只是基于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权力远不止他认为的那样。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物理学中的基础概念是能量，而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概念是权力……对社会动力学规律的阐释一定离不开权力。”

克特纳认为，通过权力的镜头，人们才能把自己看得更清。与人们喜欢流连于权力游戏的剧情不同，过去几十年来，把强制力视为权力基础的观点正在逐渐淡化。我们对互联网大公司各种作为的考察，也离不开权力的尺子。想要有更深的了解，更需要将它们对权力的使用置于聚光灯下。

如何理解权力，是一个既旧也新的问题。数十年来的商业实践对社会的改造已经告诉我们，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是改变他人状态的能力，即通过影响他人来影响世界的能力。社会科学倾向于依据金钱、军事力量和参政议政等因素界定权力，恰恰是因为这些领域的行为能够给世界带来很大影响。

一家互联网大公司在向公众提供服务类产品的同时，也在收割公权力，因为它对公众产生了影响力。当一家公司达到垄断地位时，某种程度上，它便垄断了那一部分的公权力。因为权力是被他人赋予的，是一种集体行为。权力在“每一段关系里，每一次互动中”，“全新的解读应当使用人类交往的所有情境”，包括爱情和家庭。可见，金钱和阶级也并不等于权力，它们只有在用来影响他人生活的时候才能转化为权力。

就连曾被纳粹抓捕过的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也指出，纳粹的权力并不属于某些邪恶的个人，而是分散在整个迷信权力的社会系统中。她说：“权力不仅体现为人类的行动力，还体现为人类协作的能力，权力绝不属于个人，它属于一个集体，并且只有集体团结一致，权力才不会消失。如果我们说某个人‘大权在握’，其实是指一定数量的人赋予了这个人权力，让他以大家的名义行使权力。”

福柯洞见了另一个事实，即权力“在网状组织中被运用和履行”。而互联网大公司，在这一点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权力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不谋而合，认为“权力不是攫取而来，而是他人赋予我们的，赋予社交网络中其他人权力的同时，也得到服务”。

既然互联网大公司能够掌握相当大的一部分公权力，也就很难回避“权力的悖论”，即克特纳所说的：“影响和改变世界的能力让我们感觉过分良好，于是很快就会突破底线。权力的悖论就在我们身边。”

社会并不是一个书本上的概念和词汇，而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因为人性的某种优点，比如乐意服务他人而获得影响力，从而掌权。又因为人性的某种弱点导致滥用权力而失权。这个逻辑，恐怕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互联网大公司。

再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权力悖论也如社会心理学中的“精神弑父”。通过对父辈的质疑和反抗，寻找自我，解构权威，突破边界，建立更合理的新规则。弑父者将在迷茫中流亡，当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实质性的变革才得以发生。而另一方面，就算弑父者建立了新规则，因为对规则的固守，通常还是会回到弗洛伊德对待荣格的老路上去，让自己成为新的权威。

互联网勃兴之时，人们憧憬着科技将带来新的平等、自由、民主，但现实永远更为复杂。互联网的确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但始于“颠覆”，终于“控制”。再看如今互联网大公司对公众个体的“围剿”，“大数据杀熟”恐怕只是“控制”的一个开始。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则是，虚拟世界的“君主”扎克伯格还得小心翼翼地去国会山过堂，说明相对线下的公权力而言，互联网公司掌握的权力并不足以阻止它被所在地政府“肉体消灭”。所以，与政府合作成为唯一的选项，而对公众而言，这种情况更有些难以描述。

当我们认为权力本质上是影响力，便可以解释尧、舜、禹因为服务公众而获得权力。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论及古代社会时也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黄宗羲又说：“今者君为主，天下为客。”这就接近了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情境。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后来这种权力越来越集中的现象呢？科技进步是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另外，既然金钱和暴力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也会越来越走向集中。因为害怕失去权力，他们会主动把权柄捏在手里，最终又走向“权力的悖论”。